1935年10月，中央机关与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完成了举世瞩目的长征。这是一个足以让世人惊叹的伟大时刻，但很多人并不知道，最初中央红军在进行战略转移时目的地并不是陕北。

红军长征途中，为了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目的地也一改再改。尤其是1935年9月，中央红军进入甘肃南部一个叫哈达铺的小镇后仅剩8000多余，但仍面临二三十万敌军的围堵。

红军在哈达铺进行了难得的休整和补充，并因一个十分偶然的因素决定去陕北。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红军到达陕北以后粉碎了敌人的“围剿”。不仅转危为安，而且快速发展壮大，将陕北发展成中国革命圣地。

一、红军长征目的地的几次调整

1、由湘西改为川黔边

1934年10月，由于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失利，中央红军主力被迫从中央苏区开始转移。但中央最初的打算并不是进行远距离转移，而是前往湘西与任弼时、贺龙等人领导的红二、六军团会师，再寻机反攻。3个月前，中央已经命令红二军团前往湘西寻找贺龙，目的就是为主力红军探路。

由于最初对形势估计不足，红军转移时仍然携带大量辎重，包括军工机器这样的笨重器材，导致红军行进速度非常慢。途中，老蒋已经猜测出红军的目的地，设置了四条封锁线。

第四条封锁线便是湘江防线，红军在这里与敌军激战5昼夜，虽然粉碎了敌人将红军围歼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自身也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长征出发时，红军总共8万余人，突破湘江以后锐减至3万余人。

此时，老蒋还有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在红军必经之地布好了口袋阵。如果红军继续按预定方向前进，很有可能陷入全军覆没的危险境地。

毛主席虽然早已经被排除在领导岗位之外，但他以对革命高度负责的态度，竭力建议放弃前往湘西的计划，改往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贵州开辟根据地。经过激烈的争论，毛主席的建议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

最终，中央确定了在“川黔边区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战略。这一决定可以说将徘徊在覆没边沿线的红军拉回了正轨。

2、在川西地区建立根据地

红军一路西进，击溃了贵州军阀王家烈的四个团，并强渡乌江，占领了黔北重镇遵义，将敌军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红军在遵义召开了影响革命进程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

会上，刘伯承和聂荣臻提出黔北不适合建立根据地，应该到四川去。主要原因如下：

其一、红军进入贵州以后，他们看的情况与设想并不一样。黔北地区人烟稀少，难以供养大部队。而且当地少数民族多，红军毫无群众基础，想在短时间内建立一个稳固的根据地是十分困难的。

其二、四川是富饶之地，人口稠密，自古就有“得蜀者得天下”的说法。但四川军阀连年内战，搞得老百姓怨声载道，是可以争取和发动的对象。且红四方面军开辟了川陕根据地，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军事上也可以南下接应。

其三、四川交通不便，敌军大兵团难以调动。而且四川军阀普遍比较排外，老蒋在此调兵也不太容易，这就保障了红军的生存空间。

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审时度势，接受了刘伯承和聂荣臻的建议，决定渡长江在川西地区建立根据地。

3、建立川陕甘根据地

1935年6月15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地区的懋功胜利会师，但在战略转移途中，中央对川西地区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以懋功为中心，周围千里之内都是高山深谷，水流湍急，大部队难以运动。而且该地土地贫瘠，人烟稀少，粮食缺乏，不足以供养大部队。此外，该地区多为少数民族聚居地，不仅生活习惯有很大差异，历史上产生的民族隔阂一时间难以消除。

中央再次调整战略目标，提出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并相机派部队出击新疆。为何会做出这个决策呢？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这其实是唯一的选择。

留在当地难以立足，调头向南是敌人的追兵，也不可能。向东有敌人130个团的兵力严阵以待，无异于自投罗网。向西是一片广漠的草原，无法筹集到粮食。剩下的只有向北一条路。

而且当时日军在华北地区挑起一系列事件，企图继续蚕食我华北地区，引发了民众抗日救亡热潮。在北方建立抗日的前沿阵地，能够领导推动全国抗日民主运动。

二、聂荣臻买了四个烧饼，救了8000红军

在红军继续北上途中发生了张国焘分裂事件，中央只能率领红一方面的第一、三军和军委纵队1.4万余人先行北上。这次意外事件使红军力量大为削弱，原先红一、四方面军总共10万余人，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计划就是按照这个兵力制定的，如今显然无法再执行。

何去何从的难题再次摆在中央领导人面前。尽管面临极为艰险的境地，毛主席对革命前途却充满着信心，他安慰大家：“现在人少了一些，但好处是目标小，灵活性高。况且现在比我们下井冈山时人数还多呢！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9月12日，中央在甘肃南部迭部县俄界举行扩大会议。决定：红一、三军团继续北上，开展游击战争，到靠近苏联的中国边境地区建立根据地。一方面取得共产国际的帮助，另一方面休整部队，扩大红军，然后再大力进取陕甘广大地区。具体行军路线是：经岷州、天水之间和陕北、甘东北打到苏联边界去。

具体在哪里建立根据地并没有明确，因为情况变化太大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回过头来如果按照这条线路继续往北大，途经的都是缺粮并且没有群众基础的地区，而且很有可能与西北强敌马家军遭遇。后来2万多人的红军西路，就是遭到马家军围攻而全军覆没的。

事实上当时中央红军几乎处于绝境之中：北方有二三十万敌军沿腊子口、渭河、六盘山构筑了数道封锁线，东面有胡宗南，西边有马步芳，身后是原始森林和草地。而且经过长时间与敌人和险恶的自然环境斗争，红军极度疲乏，缺粮少弹。彭德怀后来在《自述》中说：

出腊子口，行军中时常见道旁有同志无故倒地死亡了，那时干部和战士真的骨瘦如柴。

但此时已经没有退路，只能继续往前冲。之后红军攻克甘南天险腊子口，部队到达一个叫哈达铺的小镇时仅剩8000余人。该地虽然深处内陆，但因为盛产当归，往来的药材商人较多，因而比较繁荣。

中央决定在哈达铺进行休整，每人发一块银元改善伙食。哈达铺物价很便宜，一头百十斤的猪才5块大洋，一只肥羊才2块大洋。敌军被打跑后还留下几百担大米、白面和2000多斤食盐。

这对于刚经历了雪山和草地，已经饿得皮包骨的红军来说无疑是久旱逢甘霖，刘伯承将之称为“红军长征的加油站”。

聂荣臻喜欢吃回民制作的烧饼，到哈达铺一放下行李就叫来战士杨家华说：“小鬼，到街上买几个烧饼回来。”

杨家华跑到街上掏出身上所有的钱，买了四个烧饼，卖烧饼的老乡随手拿起一张报纸帮他包好。林彪显得很饿，很快就吃掉了两个，聂荣臻吃了一个，还分了一个给杨家华。

聂荣臻一边嚼着烧饼，一边看包烧饼的报纸。突然，他嘴不动了，眼睛也定定地看着报纸，接着激动地拍了一下大腿说道：“好啊！小鬼，快叫通讯员来，赶快骑马把这张报纸送给毛主席。”

林彪转身惊奇地问道：“怎么回事？”

聂荣臻高兴地说：“咱们在陕北还有一块根据地。”

原来报纸上恰好刊登了陕北红军的情况，报道中说：

全陕北二十三县几无一县不赤化，完全赤化者有八县，半赤化者十余县。现共党力量已有不用武力即能扩大区域之实力。”“盘踞陕北者为红二十六军，……军长刘志丹辖三师……其下尚有十四个游击支队。”“现陕北状况，正与民国二十年之江西情形相仿佛。”

由此看来，陕北不仅有大片根据地，还有一支强大的红军队伍。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正苦于没有具体目的地的红军因为这张报纸发现了最佳落脚点。

看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难道此前中央不知道陕甘边根据地的存在吗？

中央红军在一年前进行转移时就与各个根据地失去了联系。1933年底，陕西省委委员贾拓夫曾到中央汇报工作，当时陕西省委遭到严重破坏，陕北红军也遭遇重大挫折，正处于最困难的时刻。

此后贾拓夫随红军长征，没有回过陕北，对陕甘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并不太了解。中央只是知道在陕甘地区有红军活动，并未料到能发展到那样壮大。

9月27日晚，中央在榜罗镇召开会议，决定迅速北上与陕甘红军会师，这也是长征目的地最后一次调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古镇——吴起，胜利地结束了长征。

三、陕甘根据地的开辟

陕甘地区为何会有一支强大的红军力量呢？这不得不提到一个人——刘志丹

刘志丹是陕北保安县人，1921年考入榆林中学，这是当地新派人士倡导创办的一所中学，也是陕北24县唯一一所中学。学校聘请了许多进步人士和中共党员担任教师，刘志丹便是在校期间接触到革命思想，并加入共产党。

1925年6月，刘志丹奉命南下报考黄埔军校，成为黄埔第四期炮兵科学员。毕业后他参加了北伐，随队伍一直打到江西吉安，此后接到命令赴冯玉祥部工作。

1927年，老蒋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冯玉祥也追随了老蒋，将部队中的共产党员“礼送出境”。押送的火车中途出了故障，刘志丹趁机逃脱。随后他投奔陕西军阀李虎臣，因为该部新编第三旅中许多军官都是中共党员。

5月上旬，刘志丹与唐澍等人发动新编第三旅起义，更名为西北工农红军。该部进击渭南、华县，打垮了多股小军阀、地主武装，并成立了渭华工农革命政府，领导广大贫苦农民开展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斗争。这就是陕北著名的“渭华起义”。

革命力量的壮大，自然引起了敌人的恐慌，很快便调集大部队前来“围剿”。起义部队经过激烈战斗后损伤很大，为了保存革命队伍，最后仅剩的两三百人分散隐藏到军阀部队中。

1928年秋，刘志丹奉命赴上海向中央汇报陕西工作。他被任命为陕西特委军委书记，仍然回陕北开展军事斗争，在时机成熟时建立革命根据地。

刘志丹回到陕北后得知国民党保安县党部书记长曾继之真实身份为地下党员，便在他介绍下担任督学，并以此身份为掩护秘密从事地下工作。一边向群众宣传革命思想，一边在学生中培养革命积极分子。

当时保安遇到旱灾，老百姓食不果腹，到处扒树皮、挖草根充饥，刘志丹安排地下党员将他们组织起来，成群结伙地去吃大户，把土豪的粮仓打开分给饥饿的老百姓。通过这次战斗，使穷苦老百姓意识到，只有参加斗争才能拯救自己。

1930年春，刘志丹在榆林主持召开陕北特委会议，大家一致认为应该立即开展武装斗争。要进行武装斗争必须要人和枪，刘志丹一样都没有，但好在陕北地下组织中许多人都有兵运工作经验，他们决定去改造地方民团和土匪部队。

刘志丹看上了保安县民团，团总陆仰之平时仗势欺人，无恶不作。很多被欺压的群众都跑去县政府告状，这让县长非常为难。不处置他又怕激起民愤让自己丢了乌纱帽，要处置吧，他手上又有百来号团丁，怎么敢轻易动他？

地下党员王子宜以督学身份拜访县长并给他出了个主意：“团总职务实行竞选制，想当团总的都可以来参选。这样就可以借助选民之手，把陆仰之顶下去，而且不会得罪他。”

县长听完连说：“甚妙！甚妙！”

经过组织研究，决定派刘志丹参选。选举那天，刘志丹才发现对形势估计不足，陆仰之雇了很多地痞流氓前来助阵，情况十分不利。他一边设法拖延选举时间，一边让人去发动学生来投票。

陆仰之雇来的地痞流氓大多没读过书，不会写字，只好请会场里的学生代写，他们纷纷在选票上写上“刘志丹”三个大字。就这样，刘志丹当选了民团团总，并把这支部队改造成革命队伍。

刘志丹很擅长搞统战工作。当时“哥老会”在陕甘交界一带势力很大，其中很多贫苦农民都是为了自保才参加该会。刘志丹亲自找到“哥老会”的领头人马锡五，向他讲解革命道理。马锡五教过书，见过一些世面，对刘志丹的理论十分认同，同意加入革命队伍，经他动员有200多人参加了革命。

1931年秋，刘志丹整合了南梁一带的游击队，建立了一块根据地，并于年底建立了红二十六军（当时只有一个团的兵力）。后来为了进一步壮大红军力量，争取迂回盘旋余地，陕西特委决定分三路建立游击区：第一路为陕北，以安定为中心；第二路陇东，以南梁为中心；第三路关中，以照金为中心。

1934年2月，国民党陕甘军阀对南梁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围剿”。当时根据地只有1300多兵力，武器装备极差。刘志丹灵活运用战术，发挥游击战优势，粉碎了敌人的“围剿”。这次战斗胜利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展到18个县的农村，面积为2.3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

1935年春，老蒋调动陕、豫、晋、宁、甘五省军阀共计4万多兵力，发动了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红军集中兵力击破敌军一部后，向南、西发展，逐步将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

尾声：

购买几个烧饼，使红军找到了正确的方向，这件事看起来偶然，但其中又包含着许多必然性。

红军战士在长征途中不断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还经历了雪山草地这样艰险的自然环境，红军胜利的必然性来自百折不挠的斗志、坚韧不拔的毅力以及革命领导人灵活多变的指挥。如果没有这些努力，红军便到不了哈达铺，一万张报纸也救不了红军。

此外，当时的中国社会矛盾极为复杂，封建地主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相互勾结，共同压榨穷苦百姓。同时日军逐步蚕食我国领土，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共产党人正是清楚地认识到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制定出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才能最终取得革命胜利。

即便没有哈达铺，也必然会遇到下一个“哈达铺”，只是革命可能会遭遇更多挫折，可能会面临更多的损失。但正如那句名言：“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